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人類學的滲透力 劉細良


人類學正在成為廿一世紀的「顯學」,猶如六七十年代社會學、八九十年代經濟學,晉身社會科學皇后地位「Queen of Social Science」。今天回校進修學位者,唸社會學、經濟學,可能比不上唸文化研究,近年在出版界中,文化研究及人類學、民族誌方法成為暢銷作品,風行全球。在現實政治中,2011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了全球社運,其精神導師既非社會學左翼理論,亦非傳統政治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對美國信貸危機引起金融海嘯,貧富對立嚴重而催生的群眾佔領運動,運動背後是受知識分子對金融資本主義強力批判所影響,但批判的進路及角度,竟然不是左翼馬克思理論,而是來自倫敦大學 Goldsmith 學院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大衛.格雷柏),他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關於人類債務歷史的人類學研究作品《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的時代》(Debt: The First 5,000Years)。
人類學家的社運實踐
作者嘗試將歷史分成四個階段:早期的農業帝國(3500-800BC)、軸心時代(800BC-AD600)、中世紀(AD600-1450)、大資本帝國時期(AD1450 -1971)以及現在的金融世界,並以人類學的角度解析債務和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貨幣是國家或政府用來控制社會,貨幣的作用便是量度債務,金錢的使用好像是一個龐大的記帳系統,當債務危機出現就會引致戰爭之後,然後統治者便會摧毀這些帳簿,並將土地歸還它的擁有者,以紓解危機。這本書被文化人類學學會選為 2012 最佳專書。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他以參與者角度,用人類學田野考察記錄了佔領運動所體驗的直接民主方式,出版了另一本重要作品《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他認為任何社會運動要避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運動的形式要符合運動所爭取的理想目標。例如當大家為了公義、平等而上街,就要避免用不平等及獨裁手段去搞運動。格雷伯的觀點,正在影響台灣及香港的社運模式。
告別宏觀理論
人類學與社會學及經濟學在方法論上有明顯差別, 後者重視宏觀理論的建構,將研究對象進行量化分析,而現代人類學奠基人物馬林諾夫斯基,他提出了現代民族誌田野工作(ethnographic fieldwork) 方法。他將人類學重新定義為「一個深入的參與觀察過程,認為人類學不應是基於二手資料對歷史進行的『臆斷』,而應是對被研究的社會生活的親身研究,這種研究須以居住於被研究的社區、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為基礎,以整體把握被研究者如何創造和維持自己的社會為目的。」知識分子不能純粹作觀察、問卷研究及文獻分析。六七十年代青年造反鬧革命,追求烏托邦社會工程,宏觀社會學理論自然大受歡迎,而在方法學層面,為了接近所謂「客觀科學」,於是將人類行為進行量化研究,建立數學分析模型,經濟學走得最前,社會學緊隨其後。三十年來無論是宏觀的理論,還是微觀的量化行為研究,都沒有令我們對身處的社會有更深入的理解。
學術滲透力
反之,人類學不斷從人文科學汲取養分,重視參與觀察、歷史處境脈絡、符號詮釋,七十年代法國歷史學年鑑學派崛起,擺脫英雄人物政治事件,重視歷史上的平民百姓生活,重建歷史細節,都對人類學有重要影響。香港對這門學科的注意,卻是因為無綫一套處境劇《香港 81》,主角之一陳積一番對人類學的嘲諷,他知道羅君左飾演的斌仔報讀中文大學甚麼學系後,質問他為何不報工商管理,難道想研究馬騮,斌仔表示並非想研究馬騮,只是成績欠佳,其他學系不會取錄,相比人類學較為容易入讀。由此香港普羅大眾認定了兩件事,一、人類學是研究猴子進化成人類過程,二、「符碌」易入,收成績差學生。實情當然不是,英國派駐香港殖民地官員,早巳對新界農村進行田野考察,最出名是曾任職新界理民府的許舒博士James Hayes,人類學方法對香港社會學及歷史學有重要影響,如早期社會學華德英教授 Barbara Ward,而歷史學科大衛教授David Faure 更是以此成為華南農村宗族研究代表人物,他利用口述歷史、碑刻契約、田野民族誌,研究新界宗族、鄉村聯盟、宗族祭祀,成一家之言。
今天,運用民族誌、田野考察去研究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歷史以至法律、都市、文學,創造出充滿寫作趣味,令讀者享受閱讀過程的學術作品。
圖︰David Graeber

《讀書好》第八十四期 專題 預告
人類學的滲透力   劉細良

人類學正在成為廿一世紀的「顯學」,猶如六七十年代社會學、八九十年代經濟學,晉身社會科學皇后地位「Queen of Social Science」。今天回校進修學位者,唸社會學、經濟學,可能比不上唸文化研究,近年在出版界中,文化研究及人類學、民族誌方法成為暢銷作品,風行全球。在現實政治中,2011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了全球社運,其精神導師既非社會學左翼理論,亦非傳統政治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對美國信貸危機引起金融海嘯,貧富對立嚴重而催生的群眾佔領運動,運動背後是受知識分子對金融資本主義強力批判所影響,但批判的進路及角度,竟然不是左翼馬克思理論,而是來自倫敦大學 Goldsmith 學院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大衛.格雷柏),他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關於人類債務歷史的人類學研究作品《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的時代》(Debt: The First 5,000Years)。

人類學家的社運實踐
作者嘗試將歷史分成四個階段:早期的農業帝國(3500-800BC)、軸心時代(800BC-AD600)、中世紀(AD600-1450)、大資本帝國時期(AD1450 -1971)以及現在的金融世界,並以人類學的角度解析債務和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貨幣是國家或政府用來控制社會,貨幣的作用便是量度債務,金錢的使用好像是一個龐大的記帳系統,當債務危機出現就會引致戰爭之後,然後統治者便會摧毀這些帳簿,並將土地歸還它的擁有者,以紓解危機。這本書被文化人類學學會選為 2012 最佳專書。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他以參與者角度,用人類學田野考察記錄了佔領運動所體驗的直接民主方式,出版了另一本重要作品《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他認為任何社會運動要避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運動的形式要符合運動所爭取的理想目標。例如當大家為了公義、平等而上街,就要避免用不平等及獨裁手段去搞運動。格雷伯的觀點,正在影響台灣及香港的社運模式。

告別宏觀理論
人類學與社會學及經濟學在方法論上有明顯差別, 後者重視宏觀理論的建構,將研究對象進行量化分析,而現代人類學奠基人物馬林諾夫斯基,他提出了現代民族誌田野工作(ethnographic fieldwork) 方法。他將人類學重新定義為「一個深入的參與觀察過程,認為人類學不應是基於二手資料對歷史進行的『臆斷』,而應是對被研究的社會生活的親身研究,這種研究須以居住於被研究的社區、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為基礎,以整體把握被研究者如何創造和維持自己的社會為目的。」知識分子不能純粹作觀察、問卷研究及文獻分析。六七十年代青年造反鬧革命,追求烏托邦社會工程,宏觀社會學理論自然大受歡迎,而在方法學層面,為了接近所謂「客觀科學」,於是將人類行為進行量化研究,建立數學分析模型,經濟學走得最前,社會學緊隨其後。三十年來無論是宏觀的理論,還是微觀的量化行為研究,都沒有令我們對身處的社會有更深入的理解。

學術滲透力
反之,人類學不斷從人文科學汲取養分,重視參與觀察、歷史處境脈絡、符號詮釋,七十年代法國歷史學年鑑學派崛起,擺脫英雄人物政治事件,重視歷史上的平民百姓生活,重建歷史細節,都對人類學有重要影響。香港對這門學科的注意,卻是因為無綫一套處境劇《香港 81》,主角之一陳積一番對人類學的嘲諷,他知道羅君左飾演的斌仔報讀中文大學甚麼學系後,質問他為何不報工商管理,難道想研究馬騮,斌仔表示並非想研究馬騮,只是成績欠佳,其他學系不會取錄,相比人類學較為容易入讀。由此香港普羅大眾認定了兩件事,一、人類學是研究猴子進化成人類過程,二、「符碌」易入,收成績差學生。實情當然不是,英國派駐香港殖民地官員,早巳對新界農村進行田野考察,最出名是曾任職新界理民府的許舒博士James Hayes,人類學方法對香港社會學及歷史學有重要影響,如早期社會學華德英教授 Barbara Ward,而歷史學科大衛教授David Faure 更是以此成為華南農村宗族研究代表人物,他利用口述歷史、碑刻契約、田野民族誌,研究新界宗族、鄉村聯盟、宗族祭祀,成一家之言。

今天,運用民族誌、田野考察去研究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歷史以至法律、都市、文學,創造出充滿寫作趣味,令讀者享受閱讀過程的學術作品。

圖︰David Graeber

欲看全文,請留意8月29日出版的第八十四期《讀書好》,或《讀書好》網上版網頁:www.books4you.com.hk 或到AppStore下載 讀書好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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