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世書 - 陶傑

《我的父親羅孚》，終有人講往事。作者是香港商人羅海雷，資料搜集經年，欲為其老父「間諜罪」平反。書寫出來，內容紮實深厚，史料縱橫可觀，是「中共史」在海外香港的一條支線，生為「中國人」，欲了解這個莫名其妙的國家，這本書是一條途徑，雖然很深奧。

講的這個人羅孚先生因緣際會，他與我在少年兒童時代也有一點命運的淵源。他是《大公報》副總編輯兼主編《新晚報》，羅先生是家父母在新聞機構的頂頭上司。

羅孚面貌慈祥，是典型的文人，小時候常常在報館的各層見到他——為什麼小時候常見到，因為《大公報》另一位才子，也曾被指為「間諜」的周渝瑞在其回憶錄《徬徨與抉擇》裡說過《大公報》的一個「特色」：其員工時時工餘把子女帶到公司玩耍，一座報館「變成像一所幼稚園」——羅孚的氣質與督印人費彝民不同。費彝民是「撈家」一名，逢人恭揖交際，噓寒問暖打哈哈，圓滑得甚為虛假，羅孚在報館上下奔走，時而顯得心事重重，連笑容也很低調，從不哈哈大笑。

《大公報》蝟集了民國時代一批最精英的知識分子，余恭逢其盛，有資格為羅海雷這部香港人（尤其八十後）不知共產黨之天高地厚的奇書，補其遺白。

即使是左報，羅孚的《新晚報》尤編得好。如果沒有那個「黨」在操縱，如果他不做共產黨，像金庸一樣， 自己搞一份報紙，香港的「文人辦報」必有羅老闆（那時不止老總了）的一席位。《新晚報》的「島居雜文」，多介紹文史哲的經典和精英。那一年清末文人包天笑病逝，羅孚為文悼之，可見羅孚上敬名宿鴻儒，中惜朋輩友好，下也提攜後進（可惜據羅海雷指證其提攜的「金童玉女」後來落井下石，變成「黑白無常」，這就是「黨性」了，不足為怪）。我是羅孚時代《新晚報》的粉絲。下午四時出版，先看羅孚編的副刊「下午茶座」。羅孚跟金庸的《明報》一樣，甚會約稿，有蕭銅以「趙旺」的筆名寫的「四空閣隨筆」，寫京華舊事； 還有龔念年翻譯的「松本清張推理文選」，譯日本的懸疑小說，對於左報，早就是「立場有問題」的表現，松本清張早年還當過日軍，沒有人打小報告說羅孚「裡通日寇」，已經走運。

看完「下午茶座」，小說版叫「天方夜譚」，此一過渡，像秦觀的詞：開頭「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結句是：「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從下午看到華燈初上，連副刊的名稱都有意境。「天方夜譚」有一個漫畫「新晚畫廊」，由畫家李流丹主理，還有一個「小小說」，十四五歲時我就用筆名時畫時文，往這兩大陣地投稿，我沒有告訴過羅老總，看見自己的「作品」與鄰版絲韋平起平坐地刊登，漫畫一幅五元，小說一篇十二元，我從沒替人補過習，零用錢不缺。羅孚在「文革時期」登過一個「看章小記」，每天介紹兩款他得到的毛章，把垃圾當藝術品，他自己也認政治狂熱，眼光出了問題。但以那個時代的「厄爾尼諾氣候」，畫評家黃蒙田大讚戶縣的農民畫，英文專家兼京劇票友李宗瀛把毛澤東的「儒法鬥爭」套入李商隱的無題詩欣賞，大讚「紅色娘子軍」的音樂如何高超；影評人高朗川馬利批判荷李活電影，同一時候，「文革」武鬥的浮屍從西江沖流而下，這些人都視而不見。毛澤東這個邪教大教主，從延安開始又欺詐了多少有才華有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

羅孚的雜文，行文淺白，適合報紙大眾，此一絕技，今日幾已失傳。羅先生信念所在，時時直斥親台或非共的文人。當年詩人余光中來中大任教，影響力巨大，唯余光中當年反共，指大陸無言論自由，羅孚即以「詩人教授」不點名批判之。文學史專家司馬長風也反共，羅孚即以「司馬長辮」的外號戲謔之。七十年代香港的報紙左中右分明，對於青少年培養獨立思考，殖民地有這樣的環境。羅孚雖然與反共文人時開筆戰，但看得出他也愛才，「黨」的方針在上，不得不為。但同時他又是中共在香港的「文化參贊」，因為當年在灣仔霎東街的新華社，白衫藍褲的極左土包當道，中共對外要「統戰」，不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雖然在大陸把作家畫家鬥得死去活來，在香港還是要靠民國過來的「白區」愛國知識分子。羅孚及其同事，對毛澤東周恩來這一狼一狽傷天害理的「事業」深信不疑，毛周的統戰秘技，真是曠古絕今。羅孚給「黨」賣命，「黨」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羅孚。羅海雷君這部書，優點是資料詳盡，圖文並茂，缺點也有，如終卷猶未能解釋為什麼在民國重慶時就投身「愛國新聞事業」的老父，即使有廖承志罩住，仍為共產黨所疑，以及「統戰」是個什麼東西。

《大公報》一向歸周恩來和廖承志這條線管，毛澤東這個人很怪，四十年代中國兩份知識分子的獨立報紙，毛澤東仇恨含心，但獨「愛」《文匯報》，以欺詐的手段整治《文匯報》，親自布局，甜言蜜語的哄騙，又親自點名迫害。但毛澤東對《大公報》似乎無甚興趣。費彝民自詡「見過周總理五十多次」，唯沒有一次見過毛澤東的紀錄。毛澤東撒手不管，周恩來便把《大公報》接手過來——這就複雜了，《大公報》的骨幹，幾全是周恩來心腹喬冠華的部屬同僚，周恩來雙重人格，既是毛澤東的忠犬，對知識分子也有很濃的人情味，費彝民學足了周恩來，以「隨時北上為總理效勞」當「外交官」籠絡住一群北大燕京的精英。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公報》，是周恩來的報紙。另一張左報被毛澤東整怕了，變成毛江極左的嫡系，所以《大公報》內部時時監視這個「特務集團」，提防那個思想落後分子，在毛澤東的極左陰影下，人人自危，上面的周恩來伴君如伴虎沒有安全感，《大公報》的知識分子也追隨了大陸的政治「國情」，複雜得令人眼花繚亂，又豈是今日太多的港英餘孽與一般的門外漢能窺其堂秘？

今年書展，一般香港人，只識撲買司徒華的《大江東去》，不知有《我的父親羅孚》。司徒華是不是「黨員」，不是問題，司徒華從來只是一名灰色人物。但羅孚不同，他是真正的過來人。香港左派人士稱「土共」，其實羅先生一點也不土，他比許多人都精緻，其文史書函涉獵的修養，比中環幼稚的港英餘孽和CEO不知高幾多皮。利用完了羅孚這代民國知識分子，今日又來消費工商專業的CEO之類。一個民族的愚昧，可以磨滅知識分子的心智，循環上演愚昧的先決條件，就是失憶。讀羅孚的傳記與家殤，悼念民國許多因為太善良而輕信欺詐上了賊船的中國知識分子，高城望斷，燈火黃昏，新亭酒冷，寒鴉亂飛，黑夜降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