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為何憤怒？ 沈祖堯

年輕人為何憤怒？

我讀了托瑪．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方面覺得趣味盎然，另一方面又憂心忡忡。皮凱提從經濟學家的觀點剖析，認為現在財富分配不均愈來愈嚴重，如果不撥亂反正，改善這種情況，世界將爆發大衝突。他把社會的資本增長與收入的增長作對比，分析後發現，資本（以及資本帶來的財富）的增長遠高於經濟和個人收入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資本增長主要累積在社會最上層的人手中。在已發展國家和都市化社會，大部分人的收入增長永遠無法追上財富的增長，結果造成貧富懸殊。若不均的情況繼續惡化，大眾會看到財富分配不均和不公平的現象。最終的結果是：爆發社會衝突的可能性愈來愈大。

皮凱提以過去二百年的經濟數字為根據，在書中指出，全球資本是在十八世紀開始出現重大增長，這種增長是由工業革命促成。原本的農業社會逐漸工業化，歐洲帝國對外殖民，以及經濟體系全球化後，英國、法國和德國開始出現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歐洲人移民到美國後，財富分配不均的故事也在美國重演。拜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賜，各國政府在戰後加緊管制資本，以償還債務和重建被摧毀的城市。他們採取林林總總的措施，包括累進稅制、管制租金和擴大社會服務，藉此管制資本。那些措施令社會最上層的財富縮小，中產階級形成。但在過去五十年，已發展國家的政府將市場自由化，出售公共資產，並採取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導致資本重新積累，以及無可避免的財富分配不均。今天，已發展國家已有跡象顯示，大眾對於日益嚴重的不公平愈來愈不安。如果皮凱提說得沒錯，現在資本積累的趨勢持續或惡化，那麼公眾的不滿也必定繼續和更加強烈。

在香港，我們現在面臨財富分配不均的困境。從1950至70年代，清貧家庭的兒童相信只要用功讀書，考入大學，努力工作，發展事業，儲蓄金錢，審慎投資......就會有美滿的生活。那確是事實，而且是行得通的！

可惜現在情況有點不同了。香港的製造業已經遷往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持續攀升，人口貧富兩極化的現象在本地發生。擁有大學學位不一定能找到好職位，勤奮工作不一定能成功。雖然我們的年輕人竭盡所能，但美滿生活和燦爛前程卻是渺茫的希望，年輕人的工資大部分用來供樓或交租。中學或副學士畢業生的前途更黯淡，他們許多人的收入僅夠餬口，連起碼合理的生活都求之不得。挫折帶來失望，並逐漸轉化成社會的怒火。

我最近和一批年輕人談過，了解到過去幾年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和夢想有所轉變。面對他們認為的「社會不公」，在香港想擁有自己的屋子、儲蓄、生兒育女，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有了新的意義。他們轉而追尋其他目標：平靜而非充滿挑戰的生活；資源平均分配和保護弱勢群體（老人、農民、低技術工人）；關注本地事務而非放眼天下，而最重要的是公平（不論它的意義是甚麼）。

今天，我們的政府嘗試處理這個問題。興建更多資助房屋很重要，但大概還不足夠。為年輕企業家設立創業基金，或許能幫到一些人，但大多數人仍是無法受惠。鼓勵年輕人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被視為遺棄他們。

我嘗試了解年輕人的憤怒。我希望社會也能聆聽和了解他們。他們需要公共政策和措施，令他們對未來重燃希望。社會必須明白，我們的年輕人為何憤怒了。

倫敦一名9歲小女孩寫信給Johnny Depp，要求傑克船長率領他的部下去打倒功課。

當時正在倫敦拍攝《加勒比海盜4》的Johnny Depp和學校聯絡，通知小朋友到禮堂，他率領部下忽然出場，現場尖叫聲震耳欲聾。Johnny Depp為小朋友表演了十五分鐘。不過他說無法打倒功課，因為警察正埋伏在外面，Johnny Depp叔叔太有愛了！

沈祖堯：不負此生－－致畢業生

不負此生 

今天早上我翻閱了畢業禮的典禮程序。當我見到畢業生名冊上你們的名字，我按手其上，低頭為你們每一位禱告。 

我祈求你們離校後，都能過着「不負此生」的生活。你們或會問，怎樣才算是「不負此生」的生活呢？ 

儉樸地生活 

首先，我希望你們能儉樸地生活。在過去的三至五年間，大家完成了大學各項課程，以真才實學和專業知識好好的裝備了自己。我肯定大家都能學以致用，前程錦繡。但容我提醒各位一句：快樂與金錢和物質的豐盛並無必然關係。一個温馨的家、簡單的衣著、健康的飲食，就是樂之所在。漫無止境的追求奢華，遠不如儉樸生活那樣能帶給你幸福和快樂。 

高尚的生活 

其次，我希望你們能過高尚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有很多陰暗面：不公、剝削、詐騙等等。我籲請大家為了母校的聲譽，務必要莊敬自強，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勢的人，也不可以做損及他人或自己的事。高尚的生活是對一己的良知無悔，維護公義，事事均以道德為依歸。這樣高尚地過活，你們必有所得。 

謙卑的生活 

其三，是我希望你們能過謙卑的生活。我們要有服務他人的謙卑心懷，時刻不忘為社會、國家以至全人類出力。一個謙卑的人並不固執己見，而是會虛懷若谷地聆聽他人的言論。偉大的人物也不整天仰望山巔，他亦會蹲下來為他的弟兄濯足。 

假如你擁有高尚的情操、過着儉樸的生活、並且存謙卑的心，那麼你的生活必會非常充實。你會是個愛家庭、重朋友，而且關心自己健康的人。你不會着意於社會能給你什麼，但會十分重視你能為社會出什麼力。 

我相信一所大學的價值，不能用畢業生的工資來判斷。更不能以他們開的汽車、住的房子來作準，而是應以它的學生在畢業後對社會、對人類的影響為依歸。所以，諸位畢業會成為我校的代表。做個令我們驕傲的「中大人」罷！ 

各位畢業同學，在我的心目中大家都是我的兒女。當我誦唸你們的名字時，我默禱你們都能不負此生。 

人生是應該浪漫的 做大學生是應該浪漫的 沈祖堯專訪

文：張綺貞 圖：張綺貞 、由受訪者提供

打開書櫃

沈祖堯──198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專研胃腸道出血、幽門螺桿菌感染及膽管道內視鏡等。1989年赴加拿大卡爾卡里大學研究院進修，其後回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內科學系講師，並繼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工作。2003年因其積極對抗非典型肺炎的形象而深入民心，獲《時代週刊》譽為「亞洲英雄」。 2010年開始擔任中文大學校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I60f6efLU 人生是應該浪漫的 做大學生是應該浪漫的沈祖堯專訪 我們自小聽長輩說：「讀好點書考入大學。」讀書只為了考試，讀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不用再讀書。但竟有一位大學校長說，請看一本與你學事無關的書籍，因為「人生很多重要的發現，其實與你要考的書無關。」脫下醫生白袍當校長後，沈祖堯說了一篇又一篇動人的演說。去年暮春三月，同學披上畢業袍，在中大博群花節園遊會時，他說：「人生是應該浪漫的，做大學生是應該浪漫的。」今天的年輕人太早把太多必然性加諸自己身上，而教育的意義，就是讓我們反省，世界是否可以更大？除了錢，人生是否還有其他值得追隨的浪漫？ 讀：《讀書好》 沈：沈祖堯 當校長之前 讀：想來很多人也會很好奇，一個大學校長，其實小時是看甚麼書的？ 沈：我小時會看《兒童樂園》，那時候很流行這類書。中學時我也很迷金庸，把金庸全套作品看了兩遍，在裏面我學到了很多中國歷史的知識。 讀：金庸武俠小說裏的歷史真假難分，會是一道門令你想打開知道更多嗎？ 沈：裏面有野史，因為我是science班的學生，中三之後就沒有讀歷史科，那時覺得錢穆的《國史大綱》雖然有很多史實，但提不起我對歷史的興趣，未學懂歷史與現在的關係，但金庸的書就很生動地把歷史融入故事中，雖然裏面有真真假假，但你會記得很清楚，甚至有些地理的知識也學了，例如嘉興在哪裏，哪裏是觀潮勝地等等，當然他說哪個滿清皇帝其實是漢人，真假難分，你不會寫上試卷（笑）。 讀：但那年頭不是父母有個概念，課外書還是不要看那麼多？ 沈：那又不會，那時我自己會去圖書館看書，但都是借些很serious的書，如果要說的話，我想我是一個很務實的人，我希望那些書是幫到我增加「功力」。我記得我中一時去香港大會堂圖書館，借了一本有關光學的書，還記得書上有塊三稜鏡，有光線射進去後分成七條光線，我把它由頭到尾看完，還做了筆記，到中三讀到光學時，我發覺我全部都懂了，感覺很滿足。 讀：教育是人影響人的過程，你讀書時有誰給你很大的啟發？ 沈：唸大學時有一位達安輝教授，他對我影響至深，今天你問我他教了我甚麼醫學知識，我也不大記得了，但他在我心中留下一個很難磨滅的印象，就是一個好的醫生、一個學者應有的模樣，他工作時沒有星期六日，他說，只要病人需要你，你就要在這裏，他自己如是，也要求我們是這樣。他一生也在大學裏面，沒結婚沒買樓，幾十年的醫生生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醫生。他不會為錢做些不應該做的事，不會爭名奪利，他從來沒去爭過甚麼，一生只陶醉於他的研究和教導學生，到今天，他已經八十多歲退休了，兩袖清風，還在交屋租。退休後他曾定居劍橋大學，因為喜歡住在大學城裏頭，但因為年紀太大，我去探望他時，見他獨居，沒人照顧，且手有關節炎，連扭手巾也很困難，所以我提議剛好我有位學生在這裏讀PhD，不如請他每星期來幫他打掃一次，但發覺也不能真的好好照顧他，所以後來便勸他搬回來這裏，今時今日他已經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家，但他在我們心中的形象永不磨滅，當年他會令我們覺得，將來我要做一個怎樣的醫生，應該就好像達教授那樣吧，一個學者，一個醫生，但也是一個兩袖清風的人。 讀：如果用今天成功的標準計算他不算成功，因為今天所謂的「成功」是要在幾歲前買樓。 沈：對，他不算成功，他沒有錢，沒有買樓，亦沒有很多的享受，但你問一代又一代香港大學畢業的醫生，沒人不識他，提起他的名字沒人不肅然起敬，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應追隨的目標，雖然和今日的價值觀像是格格不入。 讀：當初為甚麼選醫科？ 沈 ：我不喜歡對文件或機器，我計數又不叻，但我喜歡對人，我發覺與別人溝通裏得到很多滿足感，醫生是一個很特別的崗位，能夠和人有很深入的溝通，有時病人和你講他的病症時，會帶出他的家庭問題，如果我能夠幫他闖開難關，這會令我很滿足，這是一個privilege。 小時我很喜歡一套美國片集，叫《杏林雙傑》，講述兩個醫生，一個醫院院長，一個外科醫生，怎樣解決病人的問題，不單單是疾病，也是內心的問題，有時帶點戲劇性，但每一集他們都處理不同的問題，我便覺得嘩，這職業真好，每天做不同的事，每一個病人都是一個故事，有時像在查案，有時像是社會工作者，有時甚至是病人的親人。其實我很想做兒科，因為我很喜歡小朋友，還記得我在伊利莎伯醫院在兒科部門做實習時，小朋友會整天跟着我走來走去，我會和他們玩，很開心，但後來我發覺我做不了兒科，因為當他們死去時，我handle不到情緒，你天天同他們玩是很好，但到要幫他們打針，打到皮膚潰爛，慢慢看着他們因為血癌死去，死時才得三四歲，原來「好難頂」，便決定不做兒科。 讀：大概沒人會說讀醫不辛苦。醫學知識浩瀚無邊，閱讀興趣有否隨之改變？ 沈：讀醫時實在太多功課，那段時間我沒有閱讀其他書籍，非常狹窄，讓我真正改變過來的是在我畢業之後，做了六年醫生，完成了我的專科訓練後，我到外國讀博士學位，那段時間很開我眼界，我發覺坐下來和我飲咖啡的同學天文地理甚麼東西都懂，講歷史講法國大革命吧，但我中一中二讀完後就完全不記得了，好像搭不上嘴，他們吃完飯吃完甜品後，還可以坐着聊上一個多小時，我們不然，吃完甜品就埋單走，但他們背後的dialogue很豐富，他們會將自己學到的告訴別人，將自己的人生閱歷告訴別人，那部分才是dinner最精彩的部分，而不是只是吃。 我又發覺那裏喜歡搞讀書會，三四十歲的女士放假時不是打麻雀，而是每個星期看一本書，然後與大家一起討論，她們可能是專業人士也可能是家庭主婦，總之有這樣的book club，如果在香港我的生活圈子裏的人，放假時可能會飲茶行街，怎會坐下來講讀過甚麼書？這是很大的contrast，其實我們懂得的事太少，我們除了賺錢和懂自己的專業範圍外，好像甚麼也不關心，由那時開始我真的很喜歡看National Geographic、Discovery Channel，開始很喜歡看書，很喜歡看雜誌。 演講的藝術 沈：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看人物傳記，看書我還是要看那些看完會讓我「功力」大增才行，我不能說看完之後，哦，原來男主角和女主角結婚。人物傳記中能學到很多事物，無論是他們的事跡、說話的態度，當時遇上甚麼困難，我會看John f. Kennedy、Martin Luther King、Nelson Mandela、Mother Teresa、Mahatma Gandhi、Winston Churchill，這些都是我很敬佩的歷史人物，他們也不離我們很遠，為甚麼我沒怎樣看中國人物傳記？不知你有沒有發覺中國的政治家或領導人好少有所謂的Orator，很少演說得好，講一篇很振奮人心的演詞，他們很慢很慢的一句句講，聲調很monotonous，其實他們不旨在去激勵你，只想小心翼翼，怕自己被人曲解、「抽水」，那可能基於一種文化或政治考慮。 所以後來我執教逸夫書院通識時，開設了「偉人偉論」一科，就是選了上述六人的演說。 讀：你是大學生之間公認的最親民校長，你的演說常常在facebook廣傳，記得你有次在開學禮時對學生們說：「每個月讀一本書，一本與你的主修科目無關、與你的專業無關的書，一本讀完也不會拉高你的GPA分數的書。」可是現在上大學像由多個元素組成，像「上莊」、「跟老細」、「做intern」、「攞船」諸如此類，讀一本與學業無關的書並不是其中一環，在這樣急功近利的環境下，看書有何意義？ 沈：我恐怕現在的問題是比你說的還嚴重，他們是根本不看書，最近在大學做了個survey，訪問入學生和畢業生，他們究竟看過幾多本與考試無關的書？數字低得驚人，平均是四點幾本，讀四年的話即是說平均一年都沒有看一本書，我有點相信其實不只香港學生是這樣，內地的學生如是，閱讀的興趣很低，比起西方國家，我們的學生放假時，不是要參加甚麼旅行團早機去晚機返，把時間表堆得滿滿，但外國人去旅行可能只是拿本書在水池邊曬太陽，我們會覺得：「搞錯，咩都冇做過。」我們的life style很不同，但我們的內心世界其實比起他們的枯燥得多，我們很多事都不知，好像書裏的世界與我們無緣分。 那次演講我是希望說，你們進來大學了，不用再考公開試，應該用這段時間去開闊自己眼光，因為人生很多重要的發現，其實與你要考的書無關，像是我做的腸胃科，現在檢查的方式是用內視鏡，那是Fibre-optics，是高錕校長的發明，那是physics來的，如果你不看那些書，你不會想到用此方法去檢查人體的內臟，這完全是cross discipline的一種思維。又好像Steve Jobs說的，我們人生好有很多dots，你要join the dots，像你今天讀的雖是一片片，somehow有一天你會能把它們連在一起，就會想到很brilliant的idea。 第二，我覺得我們的語文表達能力變差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去看書，而在Facebook或whatsapp等都是寫不完整的句子，還要用潮語，但正正式式去寫一篇文章或講一個speech，則需要組織力，是幫你腦運動的一種mechanism。 讀：那你覺得現在誰是好的演說家，他們會影響你嗎？因為你做校長後常常有演說的場合。 沈：Obama是，雖然他也有很多地方是學人的，無論肢體動作或說話方式，但他很能capture到觀眾，其實據我看的紀錄片，我真覺得Martin Luther King是最厲害的Orator，當然他的speech這樣有力是時勢造成，很dramatic，能鼓動幾百萬人一起去爭取黑人人權，亦和他是一個牧師和他的宗教背景有關，但他的speech根本就是一首詩，「I have a dream」是一首詩，我覺得這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 是的，我做了三年校長，多了很多機會去演講，我學了幾件事，第一，你一定不可對稿讀，因為別人根本不知你講甚麼，一定要有眼神，有停頓，和觀眾有interaction。第二，我覺得speech愈短愈好，一個speech最多只能有一兩個points，長的speech沒人記得住。在一次畢業禮上，臨時多了五分鐘，我得說點東西，我便講了不夠幾百字的speech，但那次迴響很大。 讀：你說了甚麼？ 沈：我說今天在這裏看見你們畢業我就看你們的名，希望為你們每個名字祈禱，希望你們畢業後過一個不枉此生的人生，希望你們過很簡樸的生活，其實人呢，不需要很多錢，開心不需要很多錢，我希望大家不要偷呃拐騙，傷天害理，過一個謙虛的生活。 大學的理念 沈：另一段時間我喜歡看leadership的書，因為那段時間我開始take up多點responsibility，喜歡看怎樣做一個好的leader，我發覺這種書有兩種，一種是教你用權術，怎樣指揮人，怎樣令公司賺更多錢，令你爬得更高，但我漸漸很討厭那些書，甚至怕，怕看得多會同化成為裏面的人。另一種我覺得是好的，例如Good to Great，裏面說leader有五個level，去到最高的一層，是不用攬着所有權力，還要找叻過自己的人去做繼承人，自己像開巴士，邀請傑出的人上車，我覺得leadership不應是教你運用權術，令自己更偉大。我記得第一本看的是Giuliani寫的Leadership，覺得很impressed，看他怎樣manage 911這樣一個極大的災難。 讀：你想看的是do the right thing而不是do the thing right的書。 沈：是，能在價值觀或方向上guide到我的書。現在比較喜歡看大學教育的意義是甚麼，原來在大學教了幾十年也未必知道大學的意義是甚麼，但是工作的原故，我會去看書，看到大學是怎樣演變出來，但今時今日的大學走在甚麼方向，追求卓越之餘也追求銀紙和排名。 讀：你剛才說香港學生不看書，西方學生卻可說個天南地北，這是否考試制度能補救？ 沈：我反而覺得不要考太多試，不要用考試去drive讀書，我女兒讀international school，都是靠continuous assessment。中國人很勤力，在外國讀書我們可以考第一，但我們缺乏creativity，只懂考試的事，所以我們出不了一個Steve Jobs或Bill Gates。 讀：中國古時講求通才，相對之下我們現在講專才，但會否分科分班得太厲害，甚至市場缺乏哪一行就開哪一科，讓學生找工作有保障，這條路我們會否走得太偏頗？ 沈：絕對是，早幾日我在南京開會，他們安排了個碩士生去招呼我，他是唸material science的，但他跟我說很快就不讀了，因為想轉去做金融，我問為甚麼，他說：「快點賺錢嘛！」我說：「是嗎，一定要這樣快找到錢嗎？你其實有甚麼興趣和夢想？」他說：「我小時很喜歡足球，其實我的夢想是組織足球隊。但現在國內很多都是假波，又沒錢，怎樣搞？」我說：「其實你不一定要為了賺錢放低所有夢想。」後來他寫email，說多謝我那天跟他聊天，他覺得也不應放棄夢想。我覺得社會給他們很大壓力，尤其是父母，總是說快點找份賺錢的工作買樓結婚吧，人人都跟着這條路走，有人說人生幾時開始腳踏實地面對現實，就是供樓之時，當你開始供樓，就甚麼也不用想，我覺得這抹殺了很多人的天分和夢想，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大學一畢業就要買到樓？我做了十年醫生才買到樓，我卻不覺得差勁。 讀：你理想的大學是怎樣，中大算是理想的大學嗎？ 沈：理想的大學是將年輕人的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發揮，這就是理想的大學，我這樣說時學生可能會說：「哦，校長，那即是不用讀書吧？因為獨立思考不是讀書能得的，我們還是去上莊。」我不是叫別人不要讀書，讀書只是一部分，也要努力讀，但不要花太多時間於你無意義的事。 讀：別人尊敬你，也因為你不像以往校長那樣「潔身自愛」強調政治中立，如陳倩瑩、反國教等事件上你的立場清晰，你覺得大學是否需要政治中立？ 沈：大學需要的是一個包容開放的空間，它不需判斷哪一個一定對，哪一個一定錯，很多時候其實沒有絕對。當然我也是一個人，對某些事物有一定看法，但我不會因為我坐在這位置上，將個人的看法加諸於大學上，代表整間學校的取向，我更願意看到一個自由發聲的環境，我也希望大家討論時互相尊重，例如最近我贊成在中大開設清真餐廳，重點其實不在於它是清真或是食齋，有人問我為甚麼也不開一間猶太餐廳，為甚麼沒有四川菜或上海菜？也有人寫email說，如果我去中東讀書，農曆新年時我是否可以要求他們給我吃燒豬？這樣的一種思想方式，即是說如果他人不尊重我，我也不會尊重他們，看完後我也很無奈，that's not the point，重要的其實應是respect the difference，能夠容忍別人與我不同，這在大學裏很重要。 讀：社會對大學生的評價每況愈下，像浸會大學的學生問深水埗明哥拿sponsor事件。 沈：我覺得還是不能以幾個學生行為以偏概全，例如有人說中大學生很麻煩，喜歡搞政治，其實99%也不是，只有1%如是，不能用幾個人的行為generalize得太過分。我不排除我們愈來愈自我中心，人都是這樣，我的利益最重要，也不只大學生有這樣傾向，其實一代一代愈來愈如是，所以大學有這個責任要學生走出這圈子，多點想想其實自己擁有的已很多，應與他人分享。幾年前我帶逸夫學生往四川地震後的鄉村，嘩，當地的小學生，甚麼都沒有，基本上他們只有一個營，在一片爛地跳繩，但他們很開心，我們的學生就發覺原來我們擁有這麼多，但他們比我們還開心，原來我們的開心和擁有不成正比，施比受更為有福不只應用在信徒，而是每人都應這樣。我記得我畢業後約兩三年，在教會認識了幾位年輕人，他們很想讀書但考不到香港的大學，那時我真的很勇，我用了幾個月的人工，供了這三位年輕人去讀書，給他們第一筆旅費和學費，那時我錢不太多，當時做醫生月薪約一萬五千，已經很不錯，我拿了幾萬元儲蓄資助這三位年輕人，覺得很開心，幾年後我放假還去澳洲探望他們，你會覺得你做了一些好事很滿足，其實幫助他人不需要等到發達後才可以。 讀：那你剛才說哪些書很能說出大學的意義？ 沈：像周保松的書，像這本《大學精神》，說當時一班清末民初北大、清大學者，其實他們面對的問題比我們的嚴峻得多，因為當時國家內憂外患，社會動盪，年輕人走到最前線辦學運，在這環境下怎樣作為學校的領導人？蔡元培做了所謂的十年校長，其實多次辭職，中間有五年其實辭了職，辭職像是他的表態，對當時政府不滿，我常想像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大學校長工作，但是這麼多年來，其實他思想中的包容，不是很多人能做得到。 還有就是錢穆的《新亞遺鐸》，我不知有多少新亞人看過這本書，新亞學規第一條就呈現了教育的理想：「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讀大學，不是你拿了大學證書，做一個醫生、律師或會計師，而是求學與做人齊頭並進，這就是大學的意義吧。■

打開書櫃

沈祖尧 不做办公室校长

“今天说谁是最好的校长是种人气竞赛，就是谁比较受欢迎嘛，但他在教育上面、在学生的终身训练上面有多少影响，要很长时间才能判断。我想我们的眼光可能要放远一点，特别是对于教育”

沈祖尧：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10年上任之后，连续获评“香港最佳校长”。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在2003年非典期间，带领其医疗队伍在前线与疫症对抗，展开了一系列SARS冠状病毒临床及流行病学的研究，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沈祖尧的办公室不算很大，简单地分成会客区和办公区。靠墙并排立着两个书架，一个摆放的是医学类书籍，另一个基本被关于教育理念的著作占据，透露出主人的双重身份——医生和校长。

作为医生，沈祖尧在香港家喻户晓。2003年，香港“非典”疫情导致300人丧生，工作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占1700多名感染者的1/4。因为积极投身抗疫，威尔斯亲王医院医护团队的领导者之一沈祖尧与另外两位医生一同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作为校长，2010年上任的沈祖尧还是新手，却已在民意调查中蝉联“香港最佳校长”的荣誉。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转型：“人生就如一场球赛，我愿意用我的下半场，尝试另一种踢法。”上任第一周正赶上南非世界杯决赛，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校长于是邀请全校球迷在“百万大道”一起看球。

沈祖尧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出生于上海，全盛时期祖父拥有3家酒店，南京路上的南京饭店即其中之一。1949年，父亲只身南下香港，10年之后沈祖尧在此出生。文化人陈冠中曾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坦承，香港“婴儿潮”这一代人从小信奉“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化的回报”。沈祖尧正属于这一代人。“非典”之前，他用论文的影响指数和筹集的研究经费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非典”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与团队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薪金、假期、升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当年在香港大学学医时，内科医学老师达安辉（David Todd）教授对教育、科学、服务病人的热忱，令沈祖尧印象深刻。达教授退休后定居剑桥，一次沈祖尧去探望，并和剑桥大学医学教授堤莫西·考克斯（Timothy Cox）共进午餐。考克斯教授说：“祖尧，你在医学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章，10年后不会有多少人看，但如达教授般的好老师，却可以令你在毕业30年之后回来探望他，可见教育是有价值的。”

从1985年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香港中文大学教学医院）担任医生开始，历经中大医学院讲师、讲座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逸夫书院院长，最后成为一校之长，沈祖尧的精力越来越转向教育。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模塑生命，帮助年轻人发展为思想成熟、才德兼备的成人”。“10年之后有谁会记得某所大学排名40还是50？但是，一所大学能培育出优秀的毕业生，则势将因此在历史上流芳……”

就像他所说的，好医生多半善于跟人打交道，他也不想当一个枯坐办公室的校长，而总是尽可能找机会接触中大的师生和校友。担任逸夫书院院长时他就曾带着学生去北川探访受伤和流离失所的居民；担任校长后他又和善衡书院的师生去乌干达的孤儿村与当地人携手搭建孤儿宿舍。学生们照顾吃奶的婴孩时，他则为当地人义诊。之后，中大推出“博群计划”，鼓励学生在老师的协助下，走进社群，亲身体会香港、大陆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问题。

走出办公室的另一个办法是写博客，沈祖尧视之为校长职责的一部分。“学校有两万学生，我不可能都接触。但要是他看我的blog，就会了解我的看法了。”他写博客的频率接近每月一篇，包括大学教育的价值和理念、大学排名与优质教育孰轻孰重、求学与做人的关系、中文与英文并重等话题。他颇擅借题发挥，可以从约伯斯说到不必随波逐流，终身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从林书豪说到看淡成败、宠辱不惊。“学生不但需要学科的训练，做人方面更需要当老师的给他们一个榜样、一个方向。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价值观、人生观。”

担任校长之后他也没有放弃研究工作，而是保留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寻找课题，筹集经费，指导团队，一起分析研究的结果……他戏称自己是“后座司机”，虽不坐在最前面，却指示着研究方向。团队成员有时候太过局限于专业领域，反而不容易看清全域。而他，会提醒他们，“你可以试试用你的技术解答我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这方面。”

有趣的是，沈祖尧在中大做校长，女儿沈咏恩也在中大当学生；他和妻子都是医生，也许是耳濡目染，女儿读的也是医学。“她问我们她想做医生好不好，我说也好啊，但这是你的决定。她问我读港大还是中大，我说也是你自己选。我是在港大读本科，现在做中大校长，不偏向哪一边。”在两所学校的开放日他带女儿去参观，最后女儿选择中大。他问女儿，“我在这里做校长，你做这里的学生有压力吗？”女儿却说，“不会呀，人家都没怎么提到你。”

不需要避嫌吗？“其实不用，如果她要拿奖学金或参加什么选举，我肯定不会参与，那就行了。”沈校长很坦然。

1986年，沈祖尧（左）跟朋友以游客身份组团游览北京 

带着逸夫书院的学生，去北川探访受伤及流离失所的居民 

同香港中文大学师生一起看世界杯 

对校长来说，人文和科技同样重要

人物周刊：香港选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程序似乎跟大陆有所不同，您当选校长经过了什么样的程序？

沈祖尧：我们有个遴选委员会，里面有校董会主席，有校董会代表——校外的人，也有教授代表和校友代表，好像一共七八个人。先是全球招聘，什么人都可以申请，我听说大概有两百份申请书，遴选委员会找他们感觉比较合适的去面试。我不知道他们见了多少人。面试差不多半天时间，每个代表都会有不同问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是一个医生，又搞科研，要做校长的话，可能你就不能当医生、不能搞科研了，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大一个牺牲？我说，要是你们聘我做校长，我希望一星期可以有两个半天去看病，再做一点研究工作。目前为止，每个礼拜六早上我还是在医院里看病，科研也还在做。我跟我们实验室的人每两个礼拜有一次会议。有时国外请我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讲课我也会去。我也写paper（论文），当然不是在白天工作时，是在晚上或不在香港的时候。我最喜欢在飞机上写，因为没有人打扰你。

人物周刊：一个好学者是不是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校长？或者说，一个好医生有哪些品质、性情可以在担任校长时得到发挥？

沈祖尧：好学者当然未必是好校长。我觉得医学很奇怪，它是一半科技一半人文的学科，所以一个医生应该对人文和科学同样重视。单有技术而不懂人性，一定不是一个好医生；单有人文而没有技术，那也糟糕。对我来讲这是（做校长）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中文大学是所综合大学，我们8个学系里面有一半是人文的，有一半是科技方面的，我觉得两者同样重要。另外一点就是医生常常要面对患者、患者家人，所以我们比较不怕跟人打交道。我想做校长大部分的工作也是这样或者应该是这样，无非你面对的是学生、老师、校友以及外边的人。所以我在遴选的时候就说，我不愿意做一个办公室里的校长，我很希望能多一点走出去。同学要找我谈话，可以啊；老师要找我谈话，可以啊。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做校长和做医生有什么不同的趣味？

沈祖尧：做医生最大的满足，当然就是病人经过你的帮助好转，然后他真的对你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可能他讲了一句话，送了一点小礼物给你，你就感觉，啊，我做的事情真的对这个人有帮助。做校长我感觉最大的满足就是学生告诉我：很高兴有你做我的校长，你讲的话你写的文章对我有很大影响。或者我在外面走，他们会跟我点点头，而不是走过去就好像看不见你一样。我觉得对校长来说那是很大的肯定。

我也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有时他们也来这里喝个茶聊聊天，当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是这样。比如说我跟他们一同到非洲去参加一个服务团，那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回来以后他们有机会就来找我；比如说几年前我带一帮学生去北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变成我的老朋友了，我生日他们都会来，跟我聊天、吃饭。有这种informal（非正式）的交流，我还是感觉很高兴的。

抗议不是麻烦，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对一所大学来说，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

沈祖尧：硬件当然是需要的，没有上课的地方、没有设备，要做好教育就有困难。不过单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行的，软件里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师，特别是真的喜欢、投入教学的老师。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学生分享他治学的态度，分享他的价值观。对我来讲，我最重要的老师是读医学院时的一个教授，但今天你问，他教了我什么医学，我已经忘了。医学的东西我真不记得哪一部分是他教的了，可能他教的也是错了，已经是30年前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榜样、他的人生态度，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reference（参照）。在我心里，好医生，好学者，就是那样一个人。有人说education是什么呢，就是when you forget everything that is taught，留下来的就是真的教育，就是所有information都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你还记得的，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一两句话，或者一个印象。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国外许多大学，比如哈佛，校长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筹款，对您来说也是这样吗？

沈祖尧：当然也有这个需要。资源越多学校能做的事情也越多，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研究方面。筹款是我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但肯定不是占最大比重的。

人物周刊：您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沈祖尧：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所以社会上发生什么问题，在大学里同样会发生，可能规模不一样，外面有很大的抗议，我们里面有小抗议。外面关注的问题，贫穷问题，对富人的看法，学校里面也有。而且学校有很多教授对问题的看法更深入、细致。所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挺复杂的。

人物周刊：我知道其中一些抗议是学生发起的，您会怎么看学生的这类活动？

沈祖尧：就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博客。抗议作为一种校内活动，我想不是一个麻烦，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可以在抗议的过程中学习怎么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视野会变得比较广一点；同时他们可以学习怎么讲道理，而不只是释放自己的意见。学校也应该这样看，过去我们行政的方式是那样，但可不可以有另一个做法，别人可不可以挑战你的做法，另一个做法是不是更民主？那我们就放下一些自己的观念，去听听别人的讲法。社会不应该认为“80后”、“90后”就是找麻烦的一代人，而是应该让他们学会怎么做判断，希望他们变成更独立思考的成人。所以我那篇博客的题目就是“This is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all”。

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

人物周刊：您是30年前读的大学，现在的大学生和当年相比最大分别是什么？

沈祖尧：我是在港大医学院念本科。30年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老师地位高很多。医学院特别明显，对老师非常尊敬，老师讲错我们都不会说。现在我感觉他们比较希望老师是朋友而不是一个长辈，其实学生对老师的尊敬是太少了点。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到香港读大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您觉得中文大学的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有没有什么不同？

沈祖尧：到中文大学来的大陆学生是全国层次最优秀的千分之一，今年我们招收了超过三百个大陆学生，差不多占学生10%，其中有28个省市里考第一名的人。若拿这样一个高度精英的团体跟普通香港学生比较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因为18%的香港高中生可以进到香港的8所大学里来。所以要是你看成绩什么的会有点差异，但我觉得这是comparing apples with oranges（拿橘子跟苹果比）。另外大陆来的学生，你看他连北大、清华都没有选，一定比较有冒险精神。所以在很多演讲、大课上，发问的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多。香港年轻人其实是有点被动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香港年轻人的普遍现象，不光是中大学生？

沈祖尧：对，不光是中大的学生。我想香港年轻人因为家里照顾得很好，所以比较被动。有一份调查说香港80%的学生毕业后不打算离开香港去找工作。为什么？香港很好，家里舒服，为什么我要去其他地方？去大陆我又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他不愿意离开他的comfort zone（温柔乡）。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大陆对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国家拨款过分集中在少数学校以及大学商业化有许多争议，中文大学师生似乎也对学校的商业化有过质疑？

沈祖尧：其实大学的商业化不是自发的，我想是整个社会的压力。举个例子，我问大陆来的学生，在你们当中有70％是念商学院，为什么不去念医学，不去念法律呢？大部分学生告诉我，这是爸爸妈妈要我念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化学但化学赚不到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就有这种价值观：能赚钱的就是好的，不能赚钱的你念了也没有用。我感觉大部分念医学的学生原先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为人解除病痛。但他们毕业以后工作一段时间，社会的物质压力就来了。比如说我跟你是一班的同学，我在医院里面工作每个月赚四五万，你一出去就是四五十万（这里指香港的情况），开的车也跟我不一样，那我就有压力了对不对？

人物周刊：香港的大学在亚洲有很好的声誉，最近几年还有学校在评选中排在亚洲第一，超过了东京大学等学校，您觉得这类排名的合理性怎么样？

沈祖尧：是不是合理很难讲，香港的大学在排名时有一个优势。我们大部分大学都是中英文双语的，而所有排名都偏重英语学校，所以你看世界前100名里有80％都是美国和英国的，欧洲大陆就没有那么多。但你说德国的大学不好吗，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不好吗，肯定不是，但如果它们发表论文不用英文就很不利。我有一篇blog谈到了对排名的看法。在我看来，大学有不同形态、不同功能，要是你说只用一个标准就能把全世界所有大学排出顺序，那等于说所有大学都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排名只是参考，不能当作标准。

人物周刊：近期公布的一个民意调查，您蝉联了香港最佳校长，大家为什么会选您？

沈祖尧：其实它怎么样选法我都不太清楚，只知道可能对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做了调查。我想对排名不必过分重视。

人物周刊：那要衡量您校长做得好还是不好应该用什么方法？

沈祖尧：其实是很难的。我想校长做得好不好不是今天可以知道的，可能要10年20年后才知道，因为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有些我们以前的校长，当年可能觉得他不太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亏得他那时候有那样一个做法。今天说谁是最好的校长是种popularity contest（人气竞赛），就是谁比较受欢迎嘛，但他在教育上面、在学生的终身训练上面有多少影响，要很长时间才能判断。我想我们的眼光可能要放远一点，特别是对于教育。

沈祖堯：感謝當年不友善的上司

【晴報專訊】今日的中大校長，竟然曾被視為只會「懶叻」的醫生，不受重用！回顧當年，沈祖堯說要感謝那些對他不友善的上司，因他們是自己人生的借鑒；他藉此經歷勉勵港人，一時的逆境，可成為日後的祝福。

沈袓堯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留意到香港社會近年怨氣沖天，年輕人抱怨社會不公、成年人不滿置業艱難，長者擔心退休無保障……感受到上述的一切，他很希望以自身經歷，為港人「打打氣」。

辭去醫生職務　赴加拿大進修

他說，當年做實習醫生時，總是做多錯多；研究幽門螺旋菌、投稿學術會議，都被上司們認為是炫耀自己，意圖功高蓋主。「有上司曾經對我說：『Life is too easy for you, I will make it difficult』，結果無論我多麼努力工作，換來的只是責罵。」

這樣的生活令他感到意興闌珊，「好憤怒，但又無勇氣對他（上司）發脾氣。」那時剛新婚的他，毅然辭去醫生工作，申請獎學金到加拿大修讀博士。三年的海外生活並不好過，除了要放下身段，做回一個自己洗實驗容器的學生，亦要忍受一個人生活的寂寞。

因為那些前上司，他受到了許多不公平對待，甚至要逃離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但來到今天，他卻感謝曾經令他恨得牙癢癢的上司們，更形容他們是「良師益友」：「因為他們教曉了我，一個上司不應該做那些事。」

這個經歷令他明白到人生總有高低，逆境也許是一個鍛練，讓人變得更堅強。沈祖堯寄語港人：「香港社會雖然有很多問題、很多怨氣，但希望大家不要放棄。或許過一段時間，就可以變回一個融洽的香港。」

籲年輕人勿單因不滿移民

移民成為近日城中熱話，不少年輕人因為不滿樓價高企、社會不公，打算離開香港。對此，沈祖堯並不贊同；他認為所有地方總有問題，如果單純因為不滿而離開，到最後可能無處可逃。

面對社會的不公義，他認為年輕人可用適當的方法，盡量爭取和表達：「離開，不等於問題已經解決；反而應積極想一想，自己可以做些甚麼，去幫助社會。」

他又說，其實香港有許多值得欣賞的地方，包括生活便利、店員做事有效率，以及享有言論自由等；他鼓勵港人多去感恩。

記者：譚琦恩

沈祖堯：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生活，似乎太喧鬧，很忙碌，很多朋友可能錯過了一位大學校長的畢業禮致辭。

很想分享沈祖堯校長的前幾天的演講，理應是平常道理，卻讀出了血淚。

希望，不只是中大畢業生、而是，每位愛護我們這土地的人，一如校長所言，不流俗、不盲從，不要為了個人利益，埋沒良知，以遠大眼光，包容態度，帶領我們的時代。

於此，原文照錄，不須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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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沈祖堯教授2013年畢業禮致辭 (原文轉貼自中大網頁)

香港中文大學林蔭大道

2013年11月21日

今天你們畢業了，我送你錢穆老師的一番話（《認識你的時代，帶領你的時代》）。

「你們一個人怎麼樣做人，怎麼樣做學問，怎麼做事業，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基本條件，就是我們一定先要認識我們的時代。我們生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就應該在今天的時代中來做人、做學問、做事業。

大部分的人不能認識時代，只能追隨時代，跟著這個時代跑。這一種追隨時代，跟著時代往前跑的，這是一般的群眾。依照中國人的話來講，即是一種流俗。

每一個時代應該有它一個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來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學術，幹出理想所需要的事業，來領導此社會，此社會才能有進步。否則不認識這個時代，不能朝向這個理想的標準來向前，此即是流俗。

流俗又如何能來領導此社會？所以每一個時代，不愁沒有追隨此時代的流俗，而時代所需要的，則是能領導此時代的人物、學術與事業。」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這是一個個人主義抬頭的時代：個人利益凌駕於群體福祉，個人意見往往成為唯一能接受的意見。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們不應只顧自己的利益，不要過於自以為是，而要學會多聽別人意見，考慮各方看法，協力實現夢想。我相信中大的書院生活，已為你培養合群、共融和願意聆聽的品格。

這是一個資訊爆炸，是非難辨的時代：每日在網上流傳的資訊，媒體發放的消息，爲我們帶來不少衝擊。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來那麼簡單，是非黑白往往需要仔細分析，深入了解。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獨立思考。同學畢業後更需終身學習，自強不息。中大的通識教育，正是希望培養你慎思明辨的能力。

這是一個利益在前，道德在後的時代：金錢、地位、權力，已經成為世人追逐的唯一之物，道德和價值觀的培育，卻漸漸被人遺忘。但願中大的人文風骨，已經在你的內心播下種子。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但願你們不要讓利益掩蓋良心，以厚德載物自許。我們所追求的，理應是較名與利更能持久的東西。

我盼望中大畢業生能虛懷若谷，以遠大眼光，包容態度，帶領我們的時代。

我盼望中大畢業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份，不要為了個人利益，埋沒良知。

我盼望中大畢業生能認識時代，引領潮流，不流俗、不盲從，做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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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留得低的事

聽到要訪問中大校長沈祖堯，我頭痕，因為有嚴重「利益衝突」，但我不便於此申報利益，訴說對中大的感情，否則又有人話我「戀校癖」。

沈祖堯在學校之受歡迎程度，亦不用細說。五十周年晚會《百萬零一夜》那天，我剛好坐在前排地上，校長跑落台同學生拍照，人群一擁而上，幾乎把我踩死，隱約中我還聽到有人大叫「祖堯bb」，嘿。

沈祖堯出身基層，六七暴動前後，香港有錢人逃亡，沈祖堯父親才有機會開鋪賣眼鏡。少年沈祖堯想讀醫，老父叫他不如讀眼科，可給他轉介病人配眼鏡 (沈祖堯說這只是父子間開玩笑)。沈祖堯認為，眼太細，無乜好做，最後選了人體裡面積和重量都是最大的器官來研究，那就是你肚裡整副腸胃 (這也是說笑)。

讀完書，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實習，又抽時間做研究，惹怒了上司：「上司覺得我想表現自己，可能也有少少；上司覺得我人生太順利，想給你一些考驗。」

上司唔睇你，無辦法生存。他放棄醫生的高薪厚職，跑到加拿大唸博士做研究。在飛機上，沈祖堯對自己說，「同香港講再見，這是我的傷心地」。由醫生變成窮學生，「冰天雪地，推著液體氮番實驗室，好凍，問自己做錯乜事，淪落到咁」。

三年外國生活，是重要人生經驗，獨立、捱得、視野擴濶。才發現，跟同學坐埋一齊傾計，大家不一定講細菌，乜都講，講歷史各樣，「才覺得，在香港讀書，視野好狹窄，尤其讀醫科，一講第二樣嘢，根本自己搭唔上咀，唔知同佢講乜。才體會要睇多點書。知識面，要博、要深，不要好似一條線。」

醫學界一直認為，胃裡有胃酸，強酸環境中不可能有細菌生存，澳洲有學者懷疑胃潰瘍病因是幽門螺旋菌，論文一出，無人重視 (就是研究者之一Barry Marshal最後憤而把幽門螺旋菌喝到自己肚子裡做實驗的故事)。沈祖堯的團隊搶先跟進，研究幽門螺旋菌的致病機制，發現腸胃潰瘍，原來可以用簡單抗生素醫治，一兩星期就搞掂，不用長期食藥。結果，令一些藥廠股價大跌，很多腸胃科醫生突然清閑，大部分病人消失了。

當上中大校長，一兩篇大學裡的簡單演說，竟然廣為流傳，校長的話，總有記者當作新聞寫幾筆，都算異數。「好驚訝，迴響好大，原來社會已經唔係好多人講呢啲阿嫲都知的事，來來去去只是一些圍繞投資、買樓或金錢之類的話題。」對，這是人話稀缺的年代。

有一篇，三個詞，勉勵學生過「簡樸、高尚、謙卑」的生活，他形容是 ‘motherhood and apple pie’，「阿媽係女人」式老生常談的東西，反應出乎意料地大，在國內也流傳甚廣，也許是因為，差不多同一時間，內地某大學教授，大喇喇說如果你在這大學畢業，賺不了三、四千萬，不要告訴人你在這裡畢業……巨大的反差，這時代，有權位的人說幾句老生常談的話，竟然難能可貴。

老生常談之一：不要用錢衡量成就。

「如果衡量一間大學的教育是否成功，是用學生的人工的話，這是一件好可悲的事。因為每一個行業都有其重要地方，收入不能反映對社會對國家的貢獻。例如，做社工與做ibank，人工差很遠，但我不覺得社工的重要性低過ibank。」

老生常談之二：不應太重視大學排名。

沈祖堯是絕少數講到出口說大學不應求排名的校長，但在一些開放日與選科輔導，我就親耳聽聞過，家長比子女更積極，不停在問：你大學世界排名第幾？你這科排名第幾？你中文大學怎可以「用中文」教學？

沈祖堯：「大學應重視教學，多於排名與論文多寡。大學排名，用同一把尺去量度全世界幾萬間大學，我覺得不應該。有些學院重視音樂、人文，如何同麻省理工去比？這是橙同蘋果比較。」

「用最好的資源去研究，去教學，不一定要跟住排名指標去做，相信我們的排名不會差好遠。因為我們用心做，大學教育不要如跑馬，追排名追指標。」

你的主張，學內有無阻力？沈祖堯說：「唔係好多人同意我的諗法。」

老生常談之三：從改變家長心態開始。

「有一次，我當醫院部門主管，有一位新醫生的阿媽，直接向我投訴：點解你要編我個仔當咁多夜班。阿仔沒有投訴，阿媽投訴。」

「好多家庭只得一個仔女，父母將所有希望、資源，都放在子女，幫你選學校，揀埋科。」「我不喜歡怪獸家長的名，有貶義，家長都愛自己子女。」

「要改變家長同市民的睇法，如果大家明白，教學不能用指標去量化，校方與學生也不需要受壓力，學生才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

中大到深圳辦分校，沈祖堯說：「希望為中國培養人才……國內現在的教育方式，好多仍側重讀書考試，未必一定重視創意與批判思考。」

「內地不少年輕人，他們心目中的成功是搵多些錢，但沒好多人告訴他們如何用道德的方法搵錢，有些事希望潛移默化，不能派notes，在黑板上教。」

「就算只是滄海一粟，那一滴墨水能夠擴散少少出來，好希望教到一些道德價值觀。」

問沈祖堯，內地要「遴選百位頂尖學者」，「衝擊諾貝爾獎」，點睇？

「同一些得獎人傾過，他們都說，做研究時，無諗過攞諾貝爾獎……有人是不經意，駕車去海灘時突然想到靈感。」

「有計劃咁做，可以令科技進步，但培養諾貝爾得獎人，要少少機緣巧合。」

「普林斯頓研究所很多學者，十年未寫過一篇文章，十年無攞過專利，這些人，在今天的大學已經炒咗。」炒—咗—啦，三個字，沈祖堯說得特別大聲。

「希望不要量化評核，給學者空間，做長遠些的東西。」

沈祖堯當大學校長後，開始多寫書法，乃因常遇尷尬事：「往內地交流，人家給你一支毛筆，叫你題字，啞咗。」

書法令人放鬆，練習時，細味詩詞每字，沈祖堯最喜歡楊慎這首詞，即場朗讀：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人生很短暫，生離死別無可避免，短短的人生裡，應做些可以留得低的事。」

「錢未必真的留得低，沒有永恒價值。有一些事，例如對年輕人的教育，他們會延續教育下一代，這些事留得低；豎立一些榜樣，說一些話，寫一本書，這些是留得低的。」

大學圖書館校史館裡做完訪問，走到百萬大道，開闊天空，小白腰雨燕輕啾。嗯，我的戀校癖又加深了。